语气让我跟紧点，走丢了不负责。我捏住大哥写的字条，偷偷抬手和他告别，他努力挤出一丝笑容，对我挥手。

回家的路上，想着再有三个礼拜就能见到大哥，似乎也算不错，我对世伯的恶劣态度并未放在心上。可是，直到这件事之后的第四个周末，我攒的钱已经足够送大哥一套最新出版的侦探，他还是没有出现，也不曾主动联系。阿妈问过我几次，我只好支支吾吾说大哥有事，之后会来的。

第五个周末，我终于忍不住，拨通了那串号码。“您好，请问可否帮忙找我大哥听电话？他家没有电话，和我说有事就打这个电话找他来听。”因为太过紧张，我竟忘记第一时间把大哥的名字告诉接线的人。

“喂，你大哥叫什么名字啊？说找你大哥，又不说他叫什么，我怎么知道你大哥是谁？”电话那头开始不耐烦起来。

“对不起……他叫赵添龙，请你和他说是阿洋找他，多谢。”我焦急地等着电话那头的回音。

“你大哥不在家，敲门没人应。你搞什么啊？下次确定有人再打来好不好？开张第一单就没钱赚，真是多谢你帮衬。”一通连珠炮似的诘问过后，我还没来得及再次道歉，话筒里就只传来“嘀……嘀……嘀……”的忙音。

无精打采地收线之后，我担心起来，是大哥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思虑再三，我向阿妈坦白了整件事情，不知是出于推卸责任还是其他的目的，当时我反复强调是大哥不让我说，因为怕大家担心他。

阿妈叹了口气，披上衣服，带了些营养品就出门了。但她回来之后面色很差，只说还好大哥没事，对更多细节闭口不提。而我还是天真地等待家里电话铃声响起，等待大哥接到档口的电话，等待大哥在周末到我家，尽管每一次都是失望。

这之后，阿妈再也没主动提起大哥，只是会对着家庭相册里我们三人的合影失神。

1986年8月，全港华人游泳比赛举行。在九龙城区报名名单上见到大哥名字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报名了那个赛区签到的志愿者。比赛那日，我特地带了满满一书包的零食想送给大哥，但我在现场仔细观察了所有选手，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。

我从未放弃过拨打大哥写下的那串号码，直到有一天，那个电话再也打不通了。之后我又试过许多次，依然未果。

1987年1月14日，电视机播着“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清拆九龙寨城协议”的新闻。想着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寨城里找到大哥的机会，我赶忙出门，刚下楼又折返，藏了一把刀在背包里，以便应对那群古惑仔。

连跑带走，终于到了寨城，却发现入口已被警卫把守，一番解释后，我才被允许入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为防止有人趁乱迁入以骗取迁徙补偿，寨城的83个出入口当日早已设置警卫。我凭着记忆，绕了一圈又一圈，终于勉强找到大哥的住处。

抬手敲门后，开门的却是一位陌生人，问我找谁。我问他赵添龙是否住在这里，如果不是，能否为他的去向提供一些线索。这人干咳几声之后，才茫然地摇头。我起初以为他面色苍白是疾病所致，但看到他如此费力地咳嗽，而且指甲缝沾满白色粉末，我不禁掩鼻后退一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