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什么呢。

你记得黄昆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我羡慕他。钱学森，邓稼先，王大珩，我羡慕他们那群人的时代。”

“共产主义初期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单纯指文化环境，那是一个信仰高度凝集的年代。或许共产主义得到了最大体现。”

我没想到凌歌也隐藏着愤世嫉俗的一面：“你觉得现在不好？”

许久以后他说：“什么是好？苏联解体后，全世界绝无先例，没有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，一边摸索一边前进，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走错路后的复盘。

这样艰难，出现什么样的失败都不奇怪。

当下的社会，房产业过热，娱乐业畸形发展，青年承担巨大的压力，不论是否走上歧途，承担后果的永远是人民。”

“凌歌，你在学术圈内，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吗？”

凌歌似是觉得不可思议：“你认为学术圈是象牙塔吗？生产力的发展快过人民的精神境界提升，消费主义占据上风，在这样浮躁的大环境下，没有哪个群体能免俗。

你知道‘办公室政治’一词吗？中国人的人际关系，总处于很微妙的状态，让人不得不防。我可以选择做‘怪胎’，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，可是，我是一个人，我有情感的需求，我更想入世。

我特意故弄玄虚，摆出深不可测的模样，你能想象吗？这样的效果非常好，他们竟然觉得我很懂厚黑学，适合做团队牵头人……”

凌歌的笑里透着嘲讽，我也忍不住笑了，我想到聂甹悠对他的评价，“城府很深”、“滴水不漏的人物”，谁能想到那是一个人无奈的自保之举。

笑容凝固在脸上，我轻声说：“我早就该想到的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凌歌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你的不同寻常。后来进大学读了专业课，我隐约猜测到那是什么——你患有轻度的阿斯伯格综合症，同理心弱，正义感强，聪明到智商像开了幂次方，可是你不能理解、也不能容忍别人的谎言。

或许你的父母为你的症状付出了很多努力，鼓励你进行体育锻炼、引导你辨别人的情绪、教你社交技巧，让你今天能够像一个开朗的正常人，可是DNA决定了你的神经细胞之间的synapses数量较常人密集三倍，当你进行长线沟通时需要耗费大量能量在细节输入上。

社交对你来说是很累的事情，即使能在表面上做到游刃有余，那也是比别人花费更多精力换来的结果。

所以——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