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鲁士的但泽湾。华沙突出部的所有战斗单位，须在48小时内向西后撤120公里，即刻启程。

措辞是最高统帅部一贯的美其名曰：“战术性调整”，就仿佛维斯瓦河防线只是被风吹歪的地图，只要重新摆正，一切就都还有救。

克莱恩看完之后，将那张纸往桌上一拍，走到窗前沉默许久，下意识摸出包烟来，看了看，又塞回裤袋去。

女孩当时静静站在门口，小手蜷得很紧。

所有人都心知肚明，德军在维斯瓦河的防线像一块被反复撕扯的旧布，线头一个接一个崩开，补完这边，那边又崩开了一大块，只好把整块布往后挪。

下午，她看到那份行军路线图时，克莱恩刚拿铅笔在上面画完七个箭头，每个箭头都代表一次转移，中间用虚线连接，间距越来越密。

第一站是罗兹，接着是波兹南，再然后是奥得河西岸，整条路线像一条蛇，在波兰的冻土上蜿蜒西行。

她的指尖轻轻划过第一条虚线。

“罗兹的医院条件怎么样。”她轻声问，没问“安不安全”，也没问“苏军多远”。

因为那是她唯一能继续工作下去的落脚点，是她在这场战争中，还能证明自己不只是“怀孕的少将夫人”，而是一个还能帮上忙的医生的地方。

克莱恩的指节在地图边缘一叩：“罗兹有所教会医院，地下室改成了防空洞，比这里的谷仓暖和。”

她点点头，开始默默打包行李，几件换洗的衣服，几本专业书，从柏林带过来的磺胺还剩十七包，止血钳三把，缝合线两卷，全都装进消过毒的铁盒里。

最后是一本巴掌大的牛皮纸笔记本，用来记一些东西：每天早晨的基础体温，每次呕吐的时间点，心率的波动范围。在外界的一切都趋近于失控时，至少还有一些东西，是她可以测量的。

当晚，野战医院开始拆卸。

伤兵们被分成了三组，能走的编入后勤队，需要担架的提前转运，重伤员必须留在挂着红十字旗的隔离区，等待苏军接管——这是日内瓦公约的条款，中立医疗单位不受攻击。

苏军理论上会给予这些伤员人道待遇。至于“理论上”和“实际上”之间有多大的距离，没有人更给出答案。

俞琬站在谷仓门口做最后的分流，手电筒的光在伤兵脸上一个一个照过去，这个能走，这个需要担架，这个不能再动了。

“霍尔医生会留下来负责你们。”她柔声告诉一个重伤员。

霍尔是瑞典人，有一半俄国血统，自告奋勇留下来和苏军交涉，说自己是中立国的，俄语说的比德语还溜，那些伊万不敢拿他怎么样。

那重伤员的大半张脸缠着绷带，只露出一只褐色眼睛，却还是努力点头，绷带下的嘴唇动了动，像在说“Danke”，又或者“再见”。

做完这些，她靠在谷仓木板墙上喘气，仰头看了会儿天花板，泪水无声淌过脸颊。

月光从弹孔中倾泻而下，木板墙上的洞在增加，有些该是新的，她不记得昨天有那么多的。

车队在凌晨四点出发，天还黑得如一口倒扣的铁锅。

克莱恩的装甲指挥车打头，后面跟着三辆半履带运兵车、两辆油料补给车，和一辆贴着红十字旗、满载医疗物资的欧宝卡车。

俞琬被安排在欧宝的副驾驶座，理由是这辆车的悬挂最软，减震系统保养最好，不会把她颠得太厉害。

可她猜到了另一个层隐情，车队行进过程中，也许会通过苏军炮火射程范围，而贴着红十字旗的目标，显然比画着纳粹卐字标志的指挥车更安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