落下来。水管里突然的咕噜声，暗示洗手池正在使用。苏联人大约还没攻进来。

如果这些声音都没有了，那就是深夜，那凉冰冰的寂静里，她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

岸介昭每天来两次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，上午是审问，下午是“谈话”，每次都把铁门推开到同样的角度，刚好让走廊的应急灯光斜斜切过她的脸，扎得她几乎睁不开眼睛。

这是审讯手册里最经典的技巧：让囚徒暴露在强光之下，无所遁形、让审讯者藏身黑暗之中，洞悉一切。

可也许是低血糖的缘故，亦或是身体开启了某种自我保护机制，最初锐利的恐惧已被磨平成一种更温吞的反应了。

在听到那脚步声时，她还是会条件反射地瑟缩一下，下意识攥紧大衣袖口，可心跳已经不会像头几天那样，从胸口一路撞到太阳穴了。

在这期间，女孩尽量让自己少说话，少动作，为蔓越莓和自己保存能量。

她没出言激怒岸介昭，也没一口答应。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审时，她的声音细弱得几乎听不清：“如果我签字之前孩子没了，你永远不会拿到你想要的。”

说话间，女孩抬起头，黑眼睛在灯下只余下被逼到墙角之后，不再害怕失去什么的安静。岸介昭沉默片刻，让人每天多送来一瓶牛奶和一个煮鸡蛋。

她不会签下那份供认状，只要她还没说出口，就还能给自己多争取一天时间。

待盟军攻进城里时，日本人迟早得撤离，即使在那之前，约翰没能找到她，转移途中也有更大的机会逃出来。

柏林陷落大约就是这几天了，她能听到楼上的脚步声愈发杂乱，她只能拖时间，只能赌，不签字，他就还没赢，他还没赢，她就还能活着。

可女孩也清楚对方耐心总会被耗尽。

又过了一两天，柏林的供电线路开始时断时续，停电时，那个叫中村的瘦高武官会端着煤油灯进来，总被岸介昭厉声呵斥，嫌他动作太慢，嫌他把灯芯挑得太高浪费燃料。

男武官会一言不发地消失，而叫埃里卡的女人不一样，一直靠在门框上，双臂交叉，盯着天花板上的霉斑。

她没看岸介昭，也没看她，只是在等这场审讯结束，如同不耐烦的观众在等她已知结局的烂戏散场。

直到某天下午，岸介昭忽然换了一个方向，他不再挥舞着那份供状，或循循善诱或高声咆哮地要她说出知道的事。

反而聊起四月的东京，说这个季节樱花已经开了，从上野公园到千鸟渊，花瓣落在水面像粉色的雪。

他说她的母亲是细川家的女儿，如果她愿意合作，她可以被送回东京，由外祖父细川公爵担保，以“战时迷失国民”的身份入籍，她的孩子将在日本出生，享有日本公民的一切权利。

他会说日语，上皇国小学，唱《君之代》，也许将来加入皇军，“这难道不比葬身阴冷地窖，化作两具无人知晓的无名尸骨，更好吗？”

女孩咬紧牙关，忍住喉间涌上来的一阵生理性反胃。她的孩子不会学日语，不会上日本人的学校，更不会唱日本人的歌。

他只会唱《平安夜》，彈《茉莉花》，会在他父亲的苹果园里爬树，摔下来哭，再自己站起来。

他不会变成你们。

“俞琬小姐。”岸介昭将一只搪瓷杯搁在桌上，里面的水冒着极细的白汽。

他深知她渴，嘴唇早已干裂起皮，于是每次提审，都会带一杯热水，放在她视线可及却触手难及的地方，让她眼见着那些白汽变细、变淡、消失。

比起刑讯室的惨叫，他更钟爱这种精神蒸馏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