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胎是女儿，名叫文心琴，琴瑟和鸣之意。

文昱考上了，他是学校里第一个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学生。沈工学院机械工程系，毕业后分国家重型设备制造厂，穿白工服，镜，一标准普通话，说话总带着“工程师的严谨”。

那时候他风光过。拿过奖，评过优，站在机旁讲解给省里听，还上过电视短片。

第二胎是儿，也就是文青蒹的父亲，名叫文昱——“日光照，愿他心明如镜”。

他埋搬货，一下一下，一袋一袋，汗顺着腰线，他告诉自己，不能再想了。

文思淼曾是国军团级，退役后一直住在澎湖，孤一人，开着那间复印店。他年轻时随着军队从沈撤来台湾，把原妻与独文自杭留在大陆，从此天各一方。

青蒹见过爷爷的照片。不是正式挂在墙上的遗像，而是夹在一本破旧相册里的几张黑白小方片。爷爷年轻时眉骨，穿中山装，腰得笔直；的五官不算众，可有让人一看就安静下来的气质，像是站在灶台边也能让人联想到诗句。

她还记得那年夏天，父亲一次醉酒回家，脸红得像煤火，推

文自杭是沈大学的古典文学讲师，教《诗经》和《左传》，家里藏书一整面墙，隶书写得极好，报社和学校常请他题字。一般，却读得一手好账本，在补队是有名的巧手。

那天他披着雪回来，把人民日报摊在桌上，冷得嘴发紫，却对文昱说：

“你去，替你妈走这条路。”

文昱那年才七岁，还不懂得仇恨，却已经学会了沉默。

可文青蒹记得，转折是在1992年之后。

那香气，像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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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人知他半小时前在野地了一发，也没人知他脑里还残留着文青蒹笑着踩的样。

1977年恢复考时，是文自杭着儿去考。

三天后，她突然倒在厨房里，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心。

他们的婚姻没有媒人，也没有彩礼，是抗战胜利后的夏天，两人一起在校门看了一场天电影《一江向东》后，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。

她听父亲说过，他们的故事。

文自杭是青蒹的爷爷，但他和没能活到自己孙女世的那一年。

刚厂时，父亲的办公室桌上有一本《自动化结构力学》，还有一瓶墨绿的钢笔。他告诉青蒹：“要学会一笔一画地人。”

文青蒹把单车推回店侧的巷，停旧铁门旁的空隙里。链条有松，车铃一碰就叮当响一声，她回看了，笑了笑，用手轻轻拍了一下铃，像安抚什么小动似的。

可到了1966年，一切都被撕碎了。

而她的——本来就弱，被单位停职在家，又因“成分复杂”遭到批斗。有一次，在楼下开批斗会，她被名上台发言，说了两句“丈夫是好人”就被打了耳光。

他不愿烧书，被行拉着烧掉了两箱旧藏，一夜白。

她应了一声，把鞋脱在一楼楼梯。

文自杭坐在墙角，拿着一铅笔，一页纸一页纸地写悼词——最后全撕了。

那年冬天，才三十六岁。

她探去，厨房那传来母亲袁梅熟悉的回应声：“饭在锅里，你去楼上换衣服，晚下来帮我切果！”

没有追悼会，没有挽联，连一张照片都不敢挂。

那年节前，厂里开始传风声，说“制改革”“优化结构”，她父亲最初不信，认为“国企不会随便砍技术骨”。结果很快，车间主任换了几批，工会主任自己偷偷外包去开五金厂。

她的死，被记录为“血压引发的急猝死”。

从大陆搬来澎湖时她只有十岁。那时的她，不明白跨过海峡意味着什么，只觉得那个冬天特别冷，冷得连鼻涕都是冰的。而当他们终于抵达这座陌生海岛时，曾祖父文思淼穿着旧军装，在码迎接他们，角全是泪。

可每当风来，他似乎还是能闻见一她的味——那海风、光、肤、少女混合来的香气。

文自杭因为“历史问题”、因为有个在台湾的父亲、因为讲授“封建文化”而被批斗、被抄家、被挂牌、被游街。

文青蒹记得，父亲曾在喝醉后，对她说过一句：

他再也没有娶，也再没有登过讲台。

“我爸一辈讲的是忠孝节义，结果活成了哑。”

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他不肯认错，被十几个学生围着推搡辱骂，嘴角被撕裂，吐血。

“苹果妈妈小堂”的招牌在昏黄的街灯下泛着一橘光，老招牌的字看着很神，是年初刚刚刷过的漆，小堂的名字来源于她的英文名“Pomme”——法语里“苹果”的意思，据说她生时是张苹果脸，爸爸给她就取了这个名字，后来妈妈开了餐馆，就自然变成了“苹果妈妈小堂”。

文昱抱着母亲的旧围裙，缩在床下，整整一夜没说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