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早，澎湖的阳光依旧炽烈，但坐在小食堂桌前对着一堆资料的两个人，却感到了阵阵寒意。现实的繁杂远超数理化公式，那是另一种没有标准答案的、属于成人世界的消磨。

骏翰把一个破旧的帆布包倒在桌上，那是他所有的“身家性命”。

他虽然出身潦草，但证件竟出奇地全。自从那个当着警察面踢他睾丸的父亲被送进去蹲了十来天，出来后虽变老实了，却也彻底成了断了线的风筝。骏翰把出生证明、身份证这些东西死死揣在身上，那是他证明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凭据。

两人跑到了县政府的相关办事窗口，还没等青蒹把那套“东大准大学生”的逻辑搬出来，办事员的一句话就让两人傻了眼。

“十九岁，未满二十岁，申办护照需要法定监护人签核。”办事员头也不抬地拨拉着算盘，“你父母呢？”

骏翰僵在那儿，手心开始冒汗。母亲多年前去了本岛（台湾主岛）后就彻底断了联络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；父亲虽然就在岛上，可那个男人现在的状态，去帮他签字？不当场撕了申请书就算发慈悲了。

“我是他……他是我爸的学生，我是他家属。”青蒹急着争辩，可那些冷冰冰的规章制度根本不认这种“家属”。没有父母的印章和同意书，骏翰在法律意义上连这片海都跨不过去。

更麻烦的是那个印在户籍资料上的“役男”身份。

办事员推了推眼镜，指着骏翰的身份证件说：“十九岁了，已经到了征兵检查的年龄。你要出国念书？那得先去兵役课申请延期，拿到核准公文，领事事务局才会受理你的护照申请。”

这意味着骏翰得在这一两个月内，在澎湖这块巴掌大的地方，跑遍乡公所、兵役课和警察局，去开具一堆证明他“还没入伍但有正当理由出国”的公文。而每一个公文的背后，都意味着长达数天的等待。

当青蒹在窗口咨询关于日本签证的“存款证明”时，那个数字让骏翰彻底沉默了。

“一百万台币的资产证明，或者有稳定的纳税记录。”

骏翰算了算自己那点从码头、小食堂一点点抠出来的积蓄。即便加上袁梅暗中给他的补贴，距离那个数字也还差着一条深不见底的海沟。

从办事大厅出来时，澎湖的海风吹得人脸疼。骏翰捏着那叠有些泛黄的出生证明，蹲在路边的树荫下，原本在床上那股子“要跟她走”的豪气，被这些繁琐的表格一点点磨得粉碎。

“青蒹，”他低着头，声音闷在膝盖里，“我好像……真的只是个澎湖土狗。我连这个岛的门票都拿不到。”

青蒹站在他面前，看着他那副因为局促而不断揉搓新裤子的模样，心里一阵酸楚。眼下在2003年，一种特殊的、极其强劲的病毒已经在大陆爆发，再加上陈旧规章的束缚。要把一个没有背景、没有家产的十九岁少年送出国，这简直是一场比辽宁人考日本大学还要艰难的硬仗。

但她只是用力揉了揉骏翰的后脑勺，咬着牙说：

“还没放榜呢，你就想认输？监护人没法签，我们就去求法院裁定，或者让你爸清醒过来签那个字。钱不够，我就在日本洗盘子挣。许骏翰，你给我站起来，去拍那张傻得要命的证件照，剩下的，我来想办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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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找许大庆，这个决定做得像是在拆一枚过期却依然威力巨大的炸弹。

虽然现在的许大庆因为刚从牢里出来不久，在警察的盯梢下显得“老实”了很多，但那股刻在骨子里的暴力基因和无赖劲儿，依然让澎湖街坊邻里避之不及。

原本青蒹脑子里闪过几个“暴力制衡”的画面：比如用抹布塞住他的嘴，或者让骏翰拿着扳手顶住他的腰。但这个念头只转了一秒就被理智掐灭了。

许大庆虽然是个酗酒的烂人，但那常年处理重货、打架斗殴练出来的混账体格，骏翰从小就被打按在地上打，真动起手来，就算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