骏翰从那以后，就正式过上了一边读语言学校、一边在蓬莱阁打工的日子。

语言学校在上午，店里的工读排在下午和晚上。起初吴老板还说先从洗碗、备菜、擦桌子做起，怕他日语不熟，前场应付不来。结果骏翰一进后厨，老夫妇很快就发现，这孩子不是普通来混时薪的工读生。

他手脚太快了。

一整筐青菜，他能很快挑完洗净；肉片切得虽然还称不上大师傅，但厚薄已经很稳；油锅边不怯，汤锅边也不慌。最难得的是他不嫌杂，不嫌累，洗锅、刷地、搬米、备料、切葱蒜、炸猪排、盯卤肉火候，叫他做什么他都做，做完了还会自己找活。吴阿嬷起初还怕他把厨房弄乱，后来干脆笑着说：“这个孩子，一个人可以顶四个。”

吴老板嘴上不夸得太满，却也常在旁边点头：“苹果妈妈教得不错。”

骏翰听到“苹果妈妈”几个字，总会低头笑一下。

他在语言学校也慢慢认识了不少人。班里说国语的人不少，有台湾来的，也有大陆、香港那边来的。大家来日本的理由都不一样，有人想考大学，有人想读专门学校，有人只是先来学语言再看机会。东南亚和欧美的同学也有，刚开始骏翰不太知道该怎么和他们相处，日语说得磕磕绊绊，英语更别提，可日子一长，他发现大家其实都一样，都在一个陌生城市里摸索着活，谁的日语都不是一开始就顺。

他渐渐也能跟人混熟。午休时，他会把蓬莱阁的折扣券塞给同学，说东大附近有家台湾店，很好吃。遇到台湾来的同学，他就说卤肉饭不错；遇到大陆来的，他说那边有三杯鸡和猪排饭，米饭给得很足；遇到香港同学，他干脆说老板老板娘人很好，中文能通。后来连几个泰国和越南同学都被他带去过一次，吴阿嬷看见他领着一群人进门，笑得眼睛都弯了，说他比招牌还管用。

青蒹那边却完全是另一种世界。

她的药学部几乎是纯日本人的圈子，几个常说话的同学里，也只有她一个留学生。大家对她很好，却也不会因为她是外国学生就把课业变轻。她像被塞进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里，每天上课、实验、做笔记、查资料，硬生生把自己往里嵌。小野寺有次看着她满页密密麻麻的笔记，忍不住说：“文さん，你比我们还用功。”

青蒹只是笑了笑：“我慢一点，只好多写一点。”

其实她并不慢。她只是太清楚自己不能掉队。一个人在异国的优势和弱点都很明显，别人可以偶尔松一口气，她不太敢。她怕一松，就会被听不懂的专业词、错过的实验细节、庞大的课业量甩下去。

于是常常是骏翰下课、打工、收工，回到家里洗完澡，吃过一点东西，两三个小时以后，青蒹才从实验室出来。

东京的秋天一天比一天凉，傍晚以后街上开始有烤红薯的香气。便利店门口、超市角落，有时能看见热乎乎的烤红薯被摆在保温箱里，皮皱皱的，掰开以后里面金黄软糯，甜得很实在。

他通常回家比她早。把店里带回来的剩饭放好，洗过澡，再把那两个烤红薯搁在桌上。刚买回来时还热，等到青蒹回家，多半已经凉了，他就再放进微波炉里转一遍。房间很小，红薯一加热，甜香很快就把整间屋子填满。

青蒹推门进来时，常常已经累得连鞋都不想好好脱。她白大褂外头套着外套，书包沉甸甸的，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。可只要一闻到那股香气，她的眼睛就会亮一下。

“又买红薯？”

“嗯。”骏翰从小厨房里探头，“今天这个看起来比较甜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问店员了。”

“你日语已经进步到能问红薯甜不甜了？”

“这是重要生活技能。”

青蒹被他逗笑，放下包，洗了手，坐到小桌边。骏翰把红薯掰开一半给她，里面热气腾出来，金黄的薯肉软得像要流蜜。她用勺子挖了一口，烫得呼了一下气，却还是忍不住眯起眼。

“好甜。”

骏翰坐在她对面，也低头吃自己的那半个。

文京区深秋的夜晚，窗外偶尔有乌鸦嘶哑的叫声。屋内那盏昏黄的台灯将两个人的影子投射在泛黄的墙纸上，影子随着红薯散发的热气微微晃动。

“今天吴老板又念叨了。”骏翰咽下一口软糯的红薯，含糊不清地开口，“那几个大陆来的游客，非说我们的卤肉饭不够甜，吴老板气得差点从后厨拎着勺子出来跟人理论。他在彰化做了几十年，最听不得别人质疑他的糖下得不够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