排。辛苦了。”

渡边也回复了，但内容更长：“尚教授，关于此事，党内有不同意见。部分议员认为利用受害者家属‘作秀’不妥。请做好应对准备。”

尚衡隶冷笑，回复：“诶…不是‘利用’，是‘邀请参与’。如果有人认为倾听受害者的声音是‘作秀’，建议他们亲自去曼谷的仓库关八天，体验一下什么叫‘真实’。”

发送后，她关掉手机，看向窗外逐渐密集的城市灯火。

“啧啧啧，下周有好戏看了。”她说。

周一上午，霞关。

自民党总部大楼八楼的会议室里，烟雾缭绕。

不是以往的香烟白雾，而是几乎能凝固成水滴的巨大压力。

森川雅子坐在长桌一侧，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文件。对面坐着三个人：干事长代理安藤（六十岁，鹰派），政调会长代理佐佐木（五十八岁，鸽派），以及总务会长代理伊东（六十二岁，骑墙派）。

三人的共同点是：都是男性，都穿着深色西装，都盯着森川的眼神像在看一个不懂规矩的外来者。

这很不妙了。

“森川君，”安藤先开口，语气是前辈对后辈的“亲切指点”，“让滨田会长的女儿出席听证会，这个决定……是不是太急了点？”

“急？”森川微笑，她的笑容标准，“滨田会长现在还躺在ICU里，他的女儿愿意站出来支持父亲的事业，我认为这体现了家族的担当和责任感呢。”

“责任感是一回事，政治风险是另一回事。”佐佐木推了推眼镜，“那女孩的精神状态，能经受住国会答辩的强度吗？万一在镜头前崩溃……”

“滨田央伶是庆应大学PPE三年级学生，可不是小学生。”森川打断他，语气依然温和，“她的学业成绩、语言能力、逻辑思维，可都比在座大多数人年轻时要优秀。至于精神状态……”她顿了顿，“我昨天亲自和她谈过。她比我想象的要清醒得多。”

伊东清了清嗓子，试图打圆场：“森川君的判断我们当然相信。但是党内有声音担心，这会让人觉得自民党在‘消费受害者’……”

“那我们就更应该让她出席。”森川翻开文件，抽出一页数据，“这是舆论调查结果。在得知滨田央伶将出席听证会后，方案的支持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，尤其是在30岁以下女性和学生群体中。年轻人想看到的，不是秃顶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在国会吵架，是一个和他们年纪相仿的人，在为了改变什么而努力。”

会议室安静下来。

三人交换眼神。

“还有一个问题。”安藤终于说，“尚衡隶。你那个中国籍的顾问。党内有人质疑，这么重要的国家安全议题，交给一个外国人主导，是否合适。”

来了。森川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出。

“尚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双料博士，前联合国反恐部门专家。”她语气平静，“她设计的方案，参考了欧盟、东盟、北美等多个地区的成熟经验。更重要的是……”她身体微微前倾，“她现在拿着日本政府发的咨询费，在为日本国民的安全工作。如果我们因为她的国籍就质疑她的专业性，那才是真正的不专业。”

佐佐木还想说什么，被森川一个手势制止。

“各位，”她说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清晰，“这个方案不只是‘森川雅子的提案’。它是滨田会长用政治生命推动的，是尚教授用专业能力设计的，是无数在海外受害的国民需要的。下周三的听证会，我不是去‘答辩’的，我是去‘宣示’的，宣示自民党有能力、也有意愿保护每一个国民，无论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