早上我从钢架床上爬起来，花了很久才让自己站稳。镜子在洗手台上方，灯管的冷白光照着一张完全陌生的脸——胡茬杂乱，眼窝深陷，颧骨凸出来了，皮肤灰败得像地下室的墙壁。我用凉水洗了把脸，找到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。衬衫在旅行箱里压了很久，皱巴巴的，我甚至没有力气把它展平。没有熨斗，也无所谓了。头发没有发蜡可以打理，只能用湿漉漉的手指胡乱向后拢了拢。

我已经一周多没有出过门了。

出租屋在一栋老式居民楼的半地下室，六七平米见方，唯一的窗户开在天花板下方的墙壁最高处，和外面的地面几乎齐平。白天的时候，极少量的光线会从那个方向挤进来，穿过一层布满灰尘和水渍的玻璃，在水泥地面上投下一小片倾斜的、混浊的白。到了傍晚那片白就会消失，整个房间沉入一种均匀而彻底的灰暗里。

我不太记得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，甚至已经忘了周日的下午，我到底是怎么收拾行李搬到这里来的。

搬进来的第一晚我没开灯。坐在钢架床上，背靠着长了霉斑的墙壁，听楼上住户冲马桶的水管声和远处断断续续的狗叫。黑暗里什么都看不到，这反而让我踏实。至少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，那些被迫开灯、被迫见人、被迫维持体面的义务全部免除了。

外卖和酒精构成了全部的日子。我的手机微信很少打开，偶尔打开看一眼，几十条未读消息堆在通知栏里——系主任的，学院教务处的，各种认识的人和不怎么认识的人，除了不得不回的，我没有理会任何人。包括那个小号，林夏的头像每天都会多几条未读消息，我连打开看的勇气都没有。

上周三，我在大号的未读消息里看到了她的名字：“顾老师，今天的课是别的老师代的，您没事吧？”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后咬着牙，敲下了一句最冰冷、最公事公办的话：“论文已经写得很好了，不需要再改了。”发出去之后，我立刻按灭了屏幕，把手机扔到了最远的角落。这是我亲手给她闭门羹，却也让我自己的心痛得快要裂开。

同一天，系里来了电话。我在酒精和安眠药的混沌中被手机铃声吵醒——屏幕上跳动着学院办公室的号码。我接了，对面是教务处的李老师。她的语气小心翼翼，大概是系主任交代过要温和一些。

"顾老师，您还好吗？昨天文学导论的课您没有来，这学期马上结课，学生那边……"

我说我病了。她没追问。在电话挂断之前，她犹豫着加了一句："系主任说，如果您身体不方便，可以继续安排别的老师代课。但如果您能来上最后一节的话……毕竟期末了。"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。一个学期的课，有始有终，给他们一个交代——这大概是我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还能做的最后一件正确的事了。

先把学校的事了结吧，顺便，再见夏夏最后一面。

这是我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出门。走到校门口的时候，阳光打在我身上，刺得我眯起了眼。六月初的太阳已经很烈了。我低着头穿过那条走了无数遍的林荫道，尽量不去看那些三三两两走过的学生。他们中的每一张年轻面孔都让我觉得刺痛——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我会本能地在那些面孔里搜寻一个轮廓。

我推开了门。阶梯教室里稀稀拉拉坐了七八十号人，比平时少了一些——期末周将近，逃课的多了。我的目光无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