辞职的念头不是某一天突然冒出来的。它从我重新站起来的那天就在那里了，像一根扎进肉里的刺，每次碰到都会隐隐作痛。

学校那边其实没什么问题。陈晓云拿到了她想要的一切——房子、存款、孩子的抚养权——也没有去学校闹事。系主任找我谈过一次话，措辞含蓄，大意是希望我把私生活处理干净，不要影响系里的声誉。他没有追问细节，我也没有多说。风波就这样平息了。

但我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。

我在讲台上站了十年。从二十五岁读博时做助教开始，到三十五岁拿到副教授职称。我对一百多个学生讲鲁迅、讲"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"、讲知识分子的脊梁与良心。而我自己做了什么？我和我的学生发生了关系。我利用了她的信任。我在讲台上大谈"师道尊严"的同时，口袋里装着一个可以遥控她身体的APP。

每次想到还要走进那间阶梯教室，站在那块写过无数遍板书的白板前面，对着底下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年轻面孔开口——那种感觉像是有人用砂纸在刮我的食道。我不配了。不是别人觉得我不配，是我自己知道。

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：林夏还在学校读书。

我走，对她也好。她可以光明正大地和一个"作家"在一起，而不是偷偷摸摸地和她的"老师"、甚至前任老师纠缠不清。

辞职信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周二上午交的。

系主任办公室的门敞着，他正在泡茶。看到我进来，往对面的椅子上努了努嘴："坐。"我没坐。把那页打印好的纸放在他办公桌上。他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眉毛拧了一下。

"想清楚了？"

"想清楚了。"

他放下纸，端起茶杯吹了吹。"事情过去这么久了，学校这边其实没什么问题。你的课一直评价很高，也不会影响你评教授，留下来——"

"我知道。"我打断了他。"不是外部的压力。是我自己的决定。"

他看着我，沉默了几秒。大概在我脸上找到了某种无法说服的东西。"你去做什么？"

"写东西。"

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把辞职信收进了抽屉："我替你往上面报。手续大概需要两周。"

我说了声谢谢，转身走了。穿过那条走了无数遍的走廊，经过那间阶梯教室——门半开着，里面有个年轻讲师正在上课，声音透过门缝断断续续地飘出来。我放慢了半步，没有停。

走出教学楼的时候，阳光打在脸上。和一年多以前最后一次上课时的阳光一样刺眼。但我没有再垮下来。肩膀是直的，步子是稳的。不是因为释然——对于"我不配再站在讲台上"这件事，大概这辈子也不会释然了。但我可以带着这道疤活下去，做一些我还配得上的事。离开这里，也是为她腾出一片干净的天空。

——

全职写作的日子比我想象中艰难，但也比我想象中更有温度。

最开始我把从前在学术论文里惯用的那套精密语法系统拆了个干净，用更直觉的、更靠近皮肤的方式去写。第一篇发在一个网络文学平台上的短篇叫《灯管》，写的是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中年男人，在一根坏掉的灯管下决定活下去的故事。没有人知道那是我自己。

头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