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没开。”许诺轻轻笑了一下。不是那种觉得好笑的笑，是那种“我懂”的苦笑。“你母亲呢？也在老家？”陈姐说完，手里的针顿了一下，像是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该问。“算了，不方便说就不说。”“走了。”许诺说，“很早就走了。”

陈姐没有说“对不起”。她只是嗯了一声，手里的针又动了起来。毛线在她指缝间穿梭，灰色的，一圈一圈地绕。“我也有个闺女。”陈姐说，“跟你差不多大。也在外地。”这是她第二次提女儿了。上一次是在小店门口，轻描淡写地说“她跟你差不多大”。这一次语气没变，但许诺听出不一样的东西——不是炫耀，也不是诉苦，是那种想起一个人的时候，话会变多的那种感觉。“她做什么工作？”许诺问。“会计。坐办公室的。”陈姐说着，嘴角弯了一下，“她嫌我织的毛衣土，说现在谁还穿手工的。我不管。织好了就寄过去。她穿不穿是她的事，我织不织是我的事。”

许诺看着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。灰色的，针脚很密，领口收得整整齐齐，边沿已经有了弧度。“好看。”她说。“好看什么呀，她嫌土。”陈姐笑着，但手里的针没停，“小时候不这样的。小时候过年给她织新毛衣，高兴得睡觉都不肯脱。长大了，眼光高了，看不上手工的了。”她顿了顿。“但我还是织。习惯了。”

许诺把杯子捧到嘴边，喝了一口。水已经不那么烫了，温温的，顺着喉咙下去，整个人都暖了一点。她忽然觉得，自己好像很久没有被人这样当作“谁家的孩子”来对待了。在北京，她是许诺，是摄影师，是租客，是三千块工资月光的打工人。没有人管她喝不喝冰水，没有人管她几点睡，没有人说她“脸色不好”。陈姐不认识她，不知道她拍过什么照片，不知道她去过哪些地方。她只是在服务区上了个洗手间，看见一个脸色不好的女孩，就管了。

“陈姐。”许诺喊。“嗯。”“谢谢你。”陈姐抬起头，看了她一眼。那双眼睛还是那样，亮亮的，不煽情，但认真。“谢什么呀。一杯水的事。”她说完，又低下头，继续织。

许诺看着那团毛线，忽然开口。“我母亲也会织毛衣。”陈姐没抬头。“是吗？”“嗯。给我织过一件，墨绿色的。袖口那里钩了丝，她还说要拆了重织。后来没来得及。”她顿了顿。“她就走了。”陈姐的针停了一下。不是那种猛地停住，是慢慢地停下来，像一列火车进站，速度一点一点往下掉，最后停在站台边上。她抬起头，看着许诺。那个眼神不是同情，不是那种“哎呀你受苦了”的夸张。是那种“我知道了”的安静，像听见一句很平常的陈述，但她在认真听。“那年你多大？”陈姐问。“八岁。还是九岁。记不太清了。”陈姐低下头，针又动了起来。但比刚才慢了一点。“八岁。”她重复了一下。没说你妈怎么舍得，没说你爸怎么不管，没说那些许诺听了太多次的客套话。她只是重复了一下那个数字，然后继续织。

许诺看着她，看着她的针一下一下地动。毛线从她指间穿过，灰色的，一圈一圈地绕。“你恨她吗？”陈姐忽然问。许诺愣了一下。从来没有人问过她这个问题。从八岁到现在，二十年了。没有人问她恨不恨。她想了想。很久。“不知道。”她终于说。陈姐点点头，像是接受了这个答案。“不用急着知道。”她说，“有些事，想一辈子也想不明白。想不明白就不想了。”许诺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她的手指搭在膝盖上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没有涂颜色。她把手翻过来，看掌心的纹路，乱乱的，像一张看不懂的地图。